西周地理考
齊思和
▽●一、緒論
我國地理沿革之學，導源于《禹貢》而大備于《班志》。孟堅《漢書·地理志》以今徵古，以古證今，固不僅志前漢郡國而已也。自是以後，作者多家。晉摯虞之《畿輔經》，齊陸澄之《地理書》，顧野王之《輿地志》，梁任少安之《地理記》，並博採眾説，貫串古今，有盛名於當世，為地學之圭臬。其書久佚，已難詳考。惟酈善長《水經注》仍傳於今。其書以水為經，以地為緯，穿穴經史，旁採百家，實集古地學之大成，後世言地學者，莫之或先。近世史家，無不長於地理，二顧、錢、趙、戴、楊諸氏，尤稱名家。考核精博，往往突過前人，蓋學如積薪，後來居上，勢則然矣。
顧竊謂以前學者，考核地理沿革之書，博矣，深矣。而其方法，則猶未能精審。何者？蓋以前學者考定地望，多徵之於古蹟，或求之於音似。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：“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。”正義引《晉太康地理志》云：“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，上有黃帝祠。”《左傳》莊公九年傳：“及堂阜而稅之。”杜注：“堂阜，齊地，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。或曰：鮑叔解夷吾縛於此，因以為名。”此徵之於古蹟也。《水經注·聖水注》引王肅曰：“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，世謂之寒號城，非也。”此求之於音似也。
夫世傳古蹟，十九出於後人附會。如黃帝戰蚩尤古蹟，今河北之涿州，察哈爾之涿鹿，皆有之。又若陝西之橋山，河北之涿州、平谷，山東之曲阜，皆有黃帝陵，果孰為真陵乎？又如史稱舜耕於歷山，今山西河東、山東歷城，皆有舜亭。他若倉頡之墓，今可考者有十處，[1]帝堯之塚，亦逾十所，其不足信，[2]極為明顯。以古蹟徵史，寧足信據？
至於求之於音似，尤為危險。夫古今建置，屢經興廢，往往一地而有數名，同名者未必一地。且初民居處不定，每至新地，仍用舊名，亳地有九，鄭地有三，蓋以此矣。同名者且非一地，況求之於音近乎？又陰陽對轉之説興，古音幾無不可通。以之證地，則極危險矣。
然則地望將如何求之乎？竊以為古今不常變者山川也，常易者地名也。地名雖屢有改易，而山川則亙古鮮移，卽偶有遷徙，亦多有記載，若就山川以審定地望，則較為可信。酈道元《水經注》雖亦以水求地，然好採異説，兼憑古蹟，凡其所論，猶得失參半焉。
抑尤有進者，我古地理之學，不過確定地望而已，卽較進步者，亦不過論其形勢險要，以求其用兵成敗之理。至於地理與文化之關係，則多闕而未論。是乃地名簿記之學，猶不足以言地理。自人文地理之學興，然後地理與文化之關係，始可得而解。世人始知各民族文化之特點，往往有地理上之原因。蓋地理為歷史之舞臺，兩者關係之密切，固非不明地學者所得而知也。泰西治地理沿革者，以地證史，以史論地，其相互關係，粲然大明。竊思吾國古代地理，前人所論者不過地名之考證，而猶聚訟紛紜，得失參半，至於史地關係，猶未之及。周初地名，争論尤多，時賢所論，亦多待商，爰考其地望，論其形勢，究其與歷史發展之關係，以説明周初文化之背景，而為古地學闢一新徑焉。
▼注释：[1]見周澍：《倉頡傳説彙考》，《史學年報》第七期，一九四一年，頁六十七至六十八。
[2]見朱孔陽：《歷代陵寢備考》，上海申報館排印本，卷四，頁一至五。
▽●二、渭水及其支流
世界最早之文化，類皆發生於河流之沖積區。古埃及文化發生於尼羅河流域．西亞文化起於兩河流域，印度文化起於恒河流域，其顯例也。蓋文明初啟，農業幼稚，人類既不知施肥之法，又昧於深耕之術，民勞利薄，文化自難繁盛，惟有沿河流之地，土壤肥美，適於灌溉，物產豐饒，得天獨厚。一人耕可食數人，餘人可從事於其他方面之工作，文化進步，自較他處為速也。是故最早文化多發生於河流之兩岸，此乃歷史之通例，中國亦非例外。按西周詩中，多及河流，《易》之《爻辭》，亦恒言“利涉大川”，則周之文化，起于河流可知。然則周民族果起於何河流乎？按周初詩中，渭水凡四見：
（1）《大雅·大明》：“文王初載，天作之合；在洽之陽，在渭之涘。”
（2）《大雅·大明》：“文定厥祥，親迎於渭。”
（3）《大雅·皇矣》：“居岐之陽，在渭之將。”
（4）《大雅·公劉》：“涉渭為亂，取厲取鍛。”
足見渭水對於周初人關係之密切。其他河流見於周初之詩者，亦多為渭水之支流。其最重要者曰涇，凡三見（當為四見，可能是作者笔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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