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汾阳宫新考
霍斌
汾阳宫是隋炀帝时所建避暑离宫之一，不仅炀帝曾两次亲临，而且也发生过一些重要历史事件。宫在唐初已废，后无重建，今仅存遗址。位于今山西省宁武县的汾阳宫遗址，在年10月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目前学界已有研究汾阳宫的一些成果。如杨鸿年的《隋唐宫廷建筑考》[①]引用《隋图经》《隋书》《资治通鉴》等资料，扼要介绍汾阳宫建造的时间、目的、景况等基本情况。罗新、叶炜在《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》[②]中考证汾阳宫的修建时间是大业二年。赵曙光的《隋汾阳宫初考》[③]通过梳理考古材料和文献考察汾阳宫所在的区域位置，但对具体时间和事件缺少详细考证。贾志刚在《隋代宫殿建筑消费考述》[④]一文中也认为汾阳宫最早营建时间是大业二年，并阐述汾阳宫的选址与附属设施的配置等问题，但限于文题待详考之处较多。笔者也曾专门研究过汾阳宫营建的时间、动因及废弃，认为汾阳宫于大业三年八月后不久下诏营建，四年四月是建成时间。[⑤]目前看来笔者的原有观点及相关问题均有待修订与完善。本文将进一步详细梳理相关史料，对汾阳宫的营建时间与原因以及废弃等关键问题重新进行考证。
一、隋汾阳宫的营建时间
（一）大业四年四月说
隋汾阳宫的营建时间两条权威性最高的史料记载明确。《隋书·炀帝纪》载：大业四年（）“夏四月丙午以离石之汾源、临泉，雁门之秀容为楼烦郡。起汾阳宫。”[⑥]《资治通鉴》载：大业四年“夏，四月，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，营汾阳宫。”[⑦]大业四年四月说看似无过多可商榷之处，但是与其他材料排比分析时却发现两点疑问。
疑问一：《隋书·敬钊传》载：“大业三年，炀帝避暑汾阳宫。”[⑧]即在大业三年（）汾阳宫已经建成，而且炀帝还避暑于此。杨鸿年、罗新、叶炜、贾志刚诸先生也有发现此疑点，惜未有考辨。为说明此问题，有必要梳理大业三年炀帝的出巡轨迹。
大业三年四月丙申（十八日），炀帝车驾从西京出发，开始第一次北巡，己亥（二十一日）到达赤岸泽（今陕西大荔县西南）；六月辛巳（初四）游猎于连谷（今陕西神木北），六月戊子（十一日）到达榆林郡；八月壬午（初六）车驾发榆林出塞，八月癸巳（十七日）入楼烦关（今山西宁武北），壬寅（二十六日）抵达太原。之后“上太行，开直道九十里”。九月至济源，幸张衡宅，留宴三天，己巳（二十三日）回到东都。[⑨]炀帝南返时入楼烦关，经此达太原，此路即严耕望所谓之“太原西北汾水出楼烦关道”[⑩]，途经汾阳宫所在地无疑。但笔者认为，此时汾阳宫并未建成，杨广也未曾驻跸。原因有二：第一，从楼烦关到太原首尾只用十天，无避暑休闲时间。根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所记：汾阳宫在静乐县北一百二十里，静乐县在岚州东四十五里，岚州距太原三百三十里。[11]校勘记中认为一本“三百”作“二百”，且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记为“二百五十里”，此更合理。还有《通典》载楼烦郡（即岚州）“东南到太原府二百五十里”[12]。结合严耕望在《唐代交通图考》中所描绘之方位，可排除绕道的可能。最保守估计太原距静乐县约二百里，距汾阳宫三百二十里。
《唐代交通图考》第五卷《河东河北地区》之《唐代河东太行区交通图（北幅图18）（南幅图19）》（局部）
《唐律疏议》卷三“流配人在道会赦”条引唐《公式令》载：“马，日七十里；驴及步人，五十里；车，三十里。”[13]这是唐代官方的日程里数要求。据此，从汾阳宫到太原，骑马需要五天，步行需要七天，坐车需要十一天。楼烦关距汾阳宫仅三十里，又不费一天工夫。北齐文宣帝高洋曾于天保九年（）从太原赴天池，六月乙丑（初三）自晋阳出发，己巳（初七）到祁连池（即天池），[14]首尾共计五天时间，可能是最快时间。《隋书》记载隋炀帝出巡时坐车，速度或更慢，会用七八天时间。按此来算他基本无在汾阳宫久住的可能，即使逗留在汾阳宫，最长时间也不过二三日。这和《敬钊传》“避暑”之说矛盾，如是避暑当为有目的有计划之行程，而非匆忙路过，且八月时晋北气温已转冷并非避暑时节。假设此时汾阳宫已经建成，当是完工不久且是炀帝首次临幸，按常理他更该好好享受游玩一番。从不久之后登太行山，幸张衡宅“帝悦其山泉，留宴三日”[15]来看，未见当时有如后来杨玄感反叛之危急大事发生。由此看来《隋书·敬钊传》“大业三年避暑”之说不能成立，“三”很可能是“四”之讹误。
疑问二：《隋书·律历志下》载：“（大业）四年，驾幸汾阳宫。”[16]《隋书·张衡传》载：“大业三年，帝幸榆林郡，还至太原。……明年，帝幸汾阳宫，宴从官，特赐绢五百匹。”[17]《隋书·崔廓传附子赜》载：“大业四年，（崔赜）从驾汾阳宫。……从驾登太行山。”[18]此三条材料均表明，大业四年确有隋炀帝幸汾阳宫之事。最关键史料是《李静训墓志》所载其死亡时间与地点：“大业四年六月一日遘疾终于汾源之宫，时年九岁。”[19]六月一日薨于汾阳宫，则很可能五月底炀帝一行已入住。
核查《隋书·炀帝纪》和《资治通鉴》所载炀帝大业四年的巡行轨迹又无赴今山西省之事，亦需说明。《隋书·炀帝纪》载：大业四年三月“车驾幸五原，因出塞巡长城。……八月辛酉，亲祠恒岳，河北诸道郡守毕集。”[20]《资治通鉴》记载与此一致：大业四年三月“乙丑，车驾幸五原，因出塞巡长城。”[21]未见有幸汾阳宫的记载。如此就与上引《隋书》三条记载相矛盾。但是，岑仲勉已经发现此问题，认为“五原”乃“太原”之误，并举《册府元龟》中记作大业四年三月“幸太原”为证。[22]笔者认为可信。
综上，大业四年确有隋炀帝避暑汾阳宫之事，时间还能缩小到五月到八月之间，夏天四、五、六三月包括在内，存在避暑可能性。梳理以上记载可得出如下事件顺序：大业四年三月隋炀帝驾幸太原，四月下诏营建汾阳宫，五月底已居住在汾阳宫。
（二）大业二年说
“大业二年说”主要由罗新、叶炜和贾志刚提出。三位先生也都注意到《隋书·敬钊传》中“三年避暑汾阳宫”、四年四月下诏营建、六月李静训死于汾阳宫三者记载间的矛盾。他们引《大业杂记》为据，认为汾阳宫营建时间是大业二年。虽然《大业杂记》成书于唐贞观时期，作者杜宝在隋炀帝时曾任秘书学士，入唐做过著作郎，可以说是当时之人记当时之事，但传世的记载中错误颇多，尤其是时间上。
《大业杂记》原书已佚，辛德勇曾以北宋晁载之《续谈助》所摘录内容为主，辅以《通鉴考异》《太平御览》《太平广记》等书做过辑校工作。据《大业杂记辑校》引《续谈助》记载：大业二年（）“七月，自江都还洛阳。敕于汾州西北四十里，临汾水起汾阳宫，即管涔山汾河源所出之处。当盛者日，临河盥漱，即凉风凛然，如八月九月。”[23]《太平御览》引杜宝《大业拾遗录》载：“二年，汾州起汾阳宫。宫南外平林率是大桦木，高百余尺，行从文武皆剥取皮覆菴舍。”[24]《大业拾遗录》即《大业杂记》。这两段文字记载虽不多，错误却不少。
第一，《隋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明确记载隋炀帝从江都还洛阳的时间应该是大业二年四月，而非七月。大业二年“夏四月庚戌，上自伊阙，陈法驾，备千乘万骑，入于东京。”[25]“三月，庚午，上发江都，夏，四月，庚戌，自伊阙陈法驾，备千乘万骑入东京。”[26]两书都能具体到庚戌这天入东京，当凭借可靠的证据。还有大业二年正月东京才建成，这是炀帝第一次入新京，属于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事件，意义非比寻常，《隋书》不会记错。
第二，《大业杂记》错误认为汾阳宫在汾州。隋代有三个汾州：1.文城郡（治所今山西吉县）。“东魏置南汾州，后周改为汾州，后齐为西汾州。后周平齐，置总管府。开皇四年府废，十六年改为耿州，后复为汾州。”[27]施合金进一步完善时间点：“—南汾州，—耿州，—汾州，—文城郡”[28]。开皇元年到十六年称南汾州，开皇十八年至大业三年四月改州为郡前称汾州。2.临汾郡霍邑县（治所今山西霍州市）。“后魏曰永安，并置永安郡。开皇初郡废。十六年置汾州，十八年改为吕州，县曰霍邑。大业初州废。”[29]开皇十六、十七、十八年称汾州。3.龙泉郡（治所今山西隰县）。“后周置汾州。开皇四年置西汾州总管，五年改为隰州总管。大业初府废。”[30]开皇元年到五年称汾州。北齐也有西汾州（治所今山西离石市），后周改为石州，大业四年改为离石郡。[31]
唐初也有两个汾州：1.原隋文城郡，武德元年到五年称汾州，五年到八年称南汾州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元魏曰南汾州，隋改为耿州，又为文成郡。武德元年，改为汾州。五年，改为南汾州。八年，改为慈州”。[32]2.原隋西河郡（治所今山西汾阳市），武德三年以后称汾州。西河郡“后魏置汾州，后齐置南朔州，后周改曰介州”，隋大业四年改郡之前都称介州。[33]“武德元年，以介休郡为介州，西河郡为浩州。三年，改浩州为汾州，仍割并州之文水来属。”[34]汾阳宫与以上所列今山西吉县、霍州市、隰县、离石市、汾阳市都没有关系，而是在忻州市宁武县。“汾州西北四十里”的记载可以说是无稽之谈。
另外再举《大业杂记》明显的两个错误。第一，载大业十年正月“又以许公宇文述为元帅，将兵十万刻到鸭绿水”事。这其实是八年第一次征高丽事。[35]如此特别重大事件在时间上都能混淆。第二，载大业十年“四月，车驾幸汾阳宫避暑。”[36]大业十年上半年隋炀帝第三次伐高丽，《隋书·炀帝纪》载：是年“三月壬子，行幸涿郡。癸亥，次临渝宫。……（四月）甲午，车驾次北平。……秋七月癸丑，车驾次怀远镇。……八月己巳，班师。……东十月丁卯，上至东都。”[37]所以，十年四月炀帝绝不可能赴汾阳宫。据下文，即使“十”为“十一”之误，炀帝也是十一年五月避暑汾阳宫，而非四月。
总之，因《大业杂记》原书早已亡佚，在后世流传过程中出现诸多鲁鱼亥豕之误，在时间或数字记载的准确性上远不如《隋书》，不可全做信史看待。尤其是关于大业二年营建汾阳宫的记载条目上，存在两大明显错误，整段的时间表述的准确性要大打折扣。另外与大业三年的问题相同，若汾阳宫在二年已经建好，为何三年炀帝在路过时却不临幸享乐。二年说基本可以否定。
（三）大业四年四月下诏整修汾阳宫
四年四月说还需要再回归到原始材料中进行探讨。《资治通鉴》与《隋书》出自不同史源，前者是“夏，四月，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，营汾阳宫”；后者为“夏四月丙午以离石之汾源、临泉，雁门之秀容为楼烦郡。起汾阳宫。”《资治通鉴》未载丙午日设楼烦郡事，其史源很可能是《大业杂记》——“敕于汾州西北四十里，临汾水起汾阳宫，即管涔山汾河源所出之处。”上文已探讨“汾州之北”属错误之论，司马温公此处有失精审。大业四年四月若非《大业杂记》原文，就是司马光在时间上又参考了《隋书》的记载。这就带来一个问题，我们能否轻易否掉《隋书》大业四年四月的表述。
大业四年四月丙午日设楼烦郡一事能精确到日，《隋书》的编撰者很可能参考了官方档案。又紧接说“起汾阳宫”，恐非随意编排，两者之间当存在联系。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载：“大业初，帝（李渊）为楼烦郡守，时有望气者云：‘西北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，甚盛。’故隋主于楼烦置宫。”[38]据此也是先有楼烦郡，后有汾阳宫，与《隋书》叙事顺序相同。那么大业四年营建汾阳宫之事不能轻易否定。
以往质疑大业四年说的学者都是认为工期时间太紧。罗新、叶炜认为“但若四月始建，李静训六月一日卒于此宫，岂不建宫过速。”[39]贾志刚认为“问题是四月才下诏‘起汾阳宫’，六月皇帝就驻于汾阳宫内，似乎有点不合常理。……大业四年诏‘起汾阳宫’是扩建或整修，而非始建，在此之前汾阳宫就存在，可能大业二年才是汾阳宫最早营建的时间。”[40]笔者认为存在不到两个月就建好汾阳宫的可能，原因有五：
第一，建宫过速不是否定的理由，唐太宗的翠微宫也是不到一月就建成。《旧唐书·太宗本纪》载：贞观二十一年（）“夏四月乙丑（初九），营太和宫于终南山之上，改为翠微宫。五月戊子（初三），幸翠微宫。”[41]《资治通鉴》载：“是月，上得风疾，苦京师盛暑，夏，四月，乙丑，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。……五月，戊子，上幸翠微宫。”[42]太和宫始造于唐高祖武德八年（）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：“太和宫，在县南五十五里终南山太和谷。武德八年造，贞观十年废。二十一年以时热，公卿重请修筑，于是使将作大匠阎立德缮理焉，改为翠微宫。”[43]《旧唐书》载：武德九年“高祖将避暑太和宫，二王当从。”[44]李元吉曾谋划在此次避暑期间劫持李世民。可见彼时太和宫已经建好。“营”是营建，“修”是修缮，虽是一字之别而工程实施的速度却是千差万别。若无《通鉴》做对比，单看《旧唐书·太宗本纪》也会误以为是重新营建。
第二，袁刚曾提出大业四年所建之汾阳宫是在北齐汾阳宫基础上的扩建。[45]笔者认为表述为“扩建”可能不够准确而应是“整修”。北齐皇帝曾多次赴天池狩猎，在其附近当有驻跸休憩之所。如高欢在东魏天平四年（）六月壬申“如天池，获瑞石”[46]。天保六年（）六月甲戌文宣帝高洋率领“诸军大会于祁连池”[47]。天保九年（）六月己巳高洋“至祁连池”[48]。武平七年（）十月丙辰后主高纬“大狩于祁连池”[49]。北齐是否有名为“汾阳宫”的宫殿目前并无证据，但皇帝频繁临幸此地当有较固定的住处。从北齐亡国（）算起到大业四年才三十年时间，虽然期间北周皇帝、隋文帝都未莅临此地，但宫殿还是能保留部分，而不至于全被摧毁，但破败在所不免。所以，近两个月的工期主要是进行房屋整修与殿内装饰工作，并未大规模新建。于是才有大业四年炀帝初幸汾阳宫时“帝欲大汾阳宫，令（张）衡与纪弘整具图奏之”[50]之事。
第三，整修时可以就地取材，节省转运时间，缩短工期。上引《大业杂记》载：“宫南外平林率是大桦木，高百余尺，行从文武皆剥取皮覆菴舍”即为证据。时至今日，汾阳宫遗址附近的管涔山仍是森林密布的国家级森林公园。如果建筑木材需要外运，必然是工程时间较长，经费成本较高。贞观四年（）唐太宗下诏发卒修建洛阳宫乾阳殿，以备巡幸。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谏说：“臣又尝见隋室造殿，楹栋宏壮，大木非随近所有，多从豫章采来。二千人曳一柱，其下施毂，皆以生铁为之，若用木轮，便即火出。铁毂既生，行一二里即有破坏，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，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。略计一柱，已用数十万功，则余费又过于此。”[51]由此可见隋代营造东都劳费之众。
如果取材方便，建造速度会很快。如唐太宗本想营建一个小殿，后来停工用此建材为魏徵构建正堂仅用了五天的时间。《资治通鉴》载：魏徵“宅无堂，上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，五日而成。”[52]
第四，不能过于高估汾阳宫的规模。《大业杂记》虽然常常在史料编排的时间上出现讹误，但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却不是凭空捏造，多有与《隋书》契合者。书中如此描述汾阳宫的景状：“宫所即汾河之源，上有山名管涔，高可千仞。帝于山上造亭子十二所，其最上名翠微亭，次阆风、彩霞、临月、飞芳、积翠、合璧、含晖、凝碧、紫岩、澄景，最下名尚阳亭。亭子内皆纵广二丈，四边安剑阑，每亭铺六尺榻子一合。山下又有临汾殿，敕从官纵观。”[53]如果杜宝选择的是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来说，那么仅有十二座大亭和一座临汾殿。
还能见到另一种说汾阳宫狭小的记载。《资治通鉴》载：大业十一年“四月，幸汾阳宫避暑。宫城迫隘，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间，结为营而居之。”[54]同事还见载司马光《通鉴考异》所引《大业杂记》中：“七月，帝幸雁门，先至天池，值雨，山谷泥深二尺，从官狠狈，帐幕多不至，一夜并露坐雨中，至晓多死，宫人无食，贷糒于卫士。”[55]二者叙事内容存在差异，前者侧重说宫城狭小，后者重在描写从官与宫人遇雨之后的狼狈惨状。但二者也有从官需要在野外搭设营帐居住的叙事共性。再佐以上引“行从文武皆剥取皮覆菴舍”，可能还会有一些临时草屋。凡此，不能把汾阳宫想得如长安、洛阳宫殿，甚至太原晋阳宫那样富丽堂皇，规模宏大。
第五，隋王朝的国家工程一般都动员巨多人力，能在短时间内完工。1.营造新都大兴城仅九个月时间。开皇二年（）六月下诏动工，开皇三年（）正月庚子“将入新都”，三月丙辰隋文帝“常服入新都”[56]。除去外郭城，宫城、皇城、坊市都已基本建成。[57]工期短的原因之一也是拆旧材，建新宫。2.大业元年三月下诏营建东京，大业二年正月东京建成，也是九个月。3.大业元年三月“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万余，开通济渠”，八月就能御龙舟，下江都。[58]4.大业三年七月下诏“发丁男百余万人筑长城，西距榆林，东至紫河，一旬而罢。”[59]动用百万人，十天就能筑好一段长城。因此，如果不到两月时间，就完成规模不大且有北齐基础的汾阳宫的整修工作，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最后，笔者认为还要将隋炀帝居住汾阳宫的计划与北边巡狩、长城修筑置于同一事件序列分析。隋炀帝营建汾阳宫目的是居住，非空有其所而不居。大业三年四月炀帝开始北边巡狩，主观目的是巡视突厥并耀武扬威达到震慑目的，期间所做大事是修筑榆林到紫河段长城。次年三月“出塞巡长城”，目的就是视察新修长城。所以，四年再次北巡是炀帝的既定计划。三年八月，炀帝到太原后“诏营晋阳宫”[60]，就是为来年再次北巡做准备。三年八月炀帝入楼烦关后，汾阳宫所在之管涔山与天池就近在咫尺，熟稔国家地理的他对这处胜地必然不会陌生。如《隋书·崔廓传附子赜》载：“大业四年，从驾汾阳宫。……从驾登太行山，诏问（崔）赜曰：‘何处有羊肠坂？’赜对曰：‘臣按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上党壶关县有羊肠坂。’帝曰：‘不是。’又答曰：‘臣按皇甫士安撰《地书》云，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肠坂。’帝曰：‘是也。’”[61]乃炀帝博学之明证。还有，炀帝在出巡时有寻找胜地建离宫的爱好。“帝无日不治宫室，两京及江都，苑囿亭殿虽多，久而益厌，每游幸，左右顾瞩，无可意者，不知所适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，躬自历览，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。”[62]司马光在编《资治通鉴》时将此句置于四年四月下诏营建汾阳宫之前显然有所深意，可能认为二者有必然联系。汾阳宫所在就很可能属于在“游幸”中“左右顾瞩”选择的“可意者”。
（四）隋汾阳宫与天池
赵曙光的《隋汾阳宫初考》通过考古勘察和文献分析，对汾阳宫的地点提出四说：天池说、东寨说、宁化说、林溪镇说，同时认为天池说当存疑；宁化说可否定；东寨说和林溪镇说存在可能性。可补充者是传世文献所载汾阳宫与天池位置常不一致。
如上引《大业杂记》载：“临汾水起汾阳宫，即管涔山汾河源所出之处。……宫所即汾河之源，上有山名管涔，高可千仞。”汾阳宫在汾河源所在，但天池不是汾河源头。还见一种记载隋炀帝试图绕天池建宫殿而不成。《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卷》记：“炀帝尝于池南置宫，每夜风雨吹破，宫竟不成。”[63]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：“隋炀帝尝于池南置宫，每夜风雨吹破，宫竟不成。今池侧有祠，谓之天池祠。”[64]《太平寰宇记》云：“隋炀帝于池南立宫，每至夜风雨辄吹破，宫竟不成。”[65]另外，天池与汾阳宫在地理方位上有差异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“汾阳宫，大业四年置，末年废，在县（岚州静乐县）北三十里。……天池，俗名祁连汭，在县（岚州静乐县）东北一百四十里。”[66]在校勘记中说《太平寰宇记》万廷兰本记为“在县北百二十里”，这当是万本“参核厘正”之结果，其所核正依据是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：“隋汾阳故宫，在县北一百二十里。”[67]另外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P号文书《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卷》亦记载：“汾阳宫 随（隋）汾阳故宫在静乐县北一百二十里。”[68]显然，汾阳宫在静乐县北三十里处之说是错误的。但汾阳宫在县北，天池在县东北，不在一个方向。
环天池而建汾阳宫的说法，至晚在北宋前期才出现。《资治通鉴》中胡三省注曰：“按炀帝起汾阳宫环天池。”[69]明白地说，汾阳宫是环天池而建，视天池和汾阳宫为一体。紧接着胡注说“详见后注。五台注”。“五台注”是唐武宗会昌五年“五台僧多亡奔幽州”句中对“五台”所做专门注文，即“《灵记》云：‘五台山有四埵，去台各一百二十里。……西瞢山，有宫池古庙；隋炀帝避暑于此而居，因天池造立宫室，龙楼凤阁，遍满池边，号为西埵。’”[70]《灵记》已不能详考。宋仁宗时五台山僧人延一《广清凉传》上卷《五台西埵古圣行迹五》中亦引《灵记》，内容与胡三省所引内容几乎完全相同。那么《灵记》至少应该成书于宋仁宗之前。清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也继承此说：“汾阳宫，在管涔山北原上。隋大业四年诏于汾水之原营汾阳宫，遂营建宫室环天池之上，并筑楼烦城。”[71]
但是，据山西省文物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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